蒙昧时代的阿拉伯人嗜酒如命,豪饮无度,酷爱饮酒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统计,在古阿拉伯语中,关于酒的名称就有100多个,用椰枣制成的酒(Khamr)被视为上品。7世纪以前的阿拉伯半岛,只要有人聚居的地方,就有小酒馆。诸如麦加,麦地那等商业发达的城市,酒馆更多。一天的劳累之后,男人们喜欢来到酒馆,喝喝酒聊聊天,借以消除一天的疲劳。那时的人们,以开怀豪饮为荣,非常舍得花钱,常常为喝酒挥金如土,有的甚至为喝酒卖家产与奴隶,认为这事关一个男人的尊严。
这样的情况在先知默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后发生了改变,《古兰经》明确写道:“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拜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只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以便你们成功。”在“圣训”里,移罕默德也说,“酒无论多少都是被禁止的”,禁酒逐成为伊斯兰教的一大特征,唐代曾经游历阿拉伯帝国十余年的杜环在他的《经行记》里也发现,“大食”人,“断饮酒,禁音乐”。
在中世纪的阿拉伯半岛,不含酒精的饮料,是冰果子露,主要成分是糖水加紫地丁露、香蕉露、蔷薇露或桑葚露。此外,用同样的办法以各种植物的果实酿成的低度果酒,也是百姓喜欢的饮品。据说用这种方法制造的饮料不会醉人。有一些伊斯兰教教律学派,比如哈奈斐派,就认为这种饮料不算是酒,所以是合法的。
至于咖啡,最早期阿拉伯人的食用方式是将整颗果实放入口中咀嚼,以吸取其汁液。后来,他们发现了咖啡具有提神功能,于是发明了将磨碎的咖啡豆与动物的脂肪混合的办法,当作长途旅行的体力补充剂。11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开始烘焙及研磨咖啡豆,配制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咖啡,并成为阿拉伯人的日常饮料。
隋唐时期,阿拉伯商人已经循陆路来到中国。这条路线出巴格达东面的呼罗珊门,沿著名的呼罗珊大道(基本上是“丝绸之路”的中段)经伊朗、中亚,直至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奥什,更自奥什东南行,过特列克山隘至我国新疆的喀什——当时西域南道的商业中心,循“丝绸之路”至长安。伊斯兰世界的土耳其语的cay,波斯语的shāi,显然都属于两类“茶”的发音中的后者,这就意味着他们很早就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了解到了中国的茶叶。
唐代中叶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中国通往波斯湾的航线出现新突破,成书于8世纪末的《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录了中国海船从广州启航,穿过马六甲海峡至印度南部,又沿印度南部海岸西上,再沿海岸线西行至波斯湾,航行到波斯湾的尽头被阿拉伯史家称为“中国商港”的巴士拉,全程最短时间仅仅只需惊人的89天。
唐代后期的阿拉伯商人对中国的地理已经相当熟悉,伊本·胡尔达兹比是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著有《道里邦国志》一书。书中谈到阿拉伯船只到达江南的情景:“从广州至杭州为8天航程,杭州港物产与广州相同,从杭州至江都为20天程,江都的物产与广州、杭州两地相同,中国的这几个港口各临一条大河,海舶可在其中航行。”一些深入江南腹地的阿拉伯商人甚至已经开始在中国做起茶叶买卖。诗人施肩吾到家乡杭州附近的桐庐买茶时看到,“胡商大鼻左右趋,赵妾细眉前后直,醉来引客上红楼,面前一道桐溪流”。这些被指称为大鼻子的胡商,沿着交通线到达茶叶生产地睦州府(今属杭州市)桐庐县,进货后到其他地方销售,从中经营赚了不少钱,因而吸引了妓女围着他们不停地转。
13世纪的蒙古西征后,元世祖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在西亚建立了伊利汗国,由于两个王朝君主间亲密的血缘关系,波斯与中国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经由丝绸之路传入的东方影响在伊利汗国随处可见,波斯和阿拉伯世界酷爱中国的艺术,他们仿造中国的瓷器,学习中国的水墨画,戴中国式的帽子,穿中国式的服装。“总之,中国风尚在蒙古人统治时期的伊朗社会中,已成为最流行、最有感染力的新事物”。
但是,直到这一时期,从当时的马来半岛的航运中心克拉运去西亚的茶叶也只在伊利汗国被当作药物使用,在13世纪拉施特丁的《农艺书》中,指出茶是一种草药,“我们的医生称为人民的国王”。这与茶叶在中国起初也是作为药材的境遇倒是如出一辙。
甚至井非英国殖民地的土耳其在凯末尔的欧化改革后也接受了茶叶。原本,同阿拉伯人一样,土耳其人素有饮咖啡的习惯。浓香的“土耳其咖啡”颇具特色,对许多人都很有吸引力。可是20世纪中期以后茶叶这种物美价廉的天然饮料很快就受到广泛欢迎,日益取代了咖啡的地位。虽然从茶性上讲,气候炎热的中东地区并不是红茶最适合的饮用场合,土耳其人却也和阿拉伯人一样热衷喝红茶,并加上白糖,否则茶味苦,艰以下咽。
倾向红茶的口味偏好对中国绿茶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加上面临印度,日本等国茶叶的激烈竞争,20世纪30年代,中国茶叶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从一百年前的100%急剧下降到10%,只及印度的1/4。其中,中国茶叶的最大市场已经不是欧洲、不是美洲,而是在北非:在1936年的茶叶出口量中,北非竟独占近一半(45%)的份额!
这是由于位于阿拉伯世界最西部的摩洛哥的存在。从大约9世纪初开始,受到欧洲影响的摩洛哥上层开始享用茶叶;在1830-1860年间,茶叶消费逐步扩散到市民阶级,1861-1878年,保守的摩洛哥农村也开始饮茶,最后在1879-1892年间,茶叶消费终于由上而下遍及整个摩洛哥王国。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不同,摩洛哥人喜好绿茶,每天需要饮用四五次,每次用量较大,泡茶时除茶叶外,还加上二、三片新鲜薄荷叶,放在茶具内或茶杯里,再行冲泡,一并放入冰糖。绿茶、薄荷与冰糖,都具有清凉爽口调味的特性,也很适应热带气候的需要。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同,摩洛哥人需要的茶叶也完全仰赖进口。起初,茶叶是从地中海对岸的法国马赛港转销摩洛哥,以后逐渐改由英国伦敦转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茶叶开始直接运销摩洛哥。到20世纪中期已需要每年进口30万担,占世界绿茶进口国家消费总量的半数,因此成为中国绿茶的最大海外。
但摩洛哥人的饮茶方式仍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喜欢放入大量的糖。曾经有人调查过卡萨布兰卡郊区一户四口之家的中等农户,平均每月消费茶叶3斤,而白糖却达24斤之多.这与其说是糖茶,不如说是茶糖。今天,在摩洛哥人的社交活动中,加白糖的绿茶是一种必需的饮料,特别是在逢年过节的宴会上,主人喜欢用这种摩洛哥式的甜茶(一份绿茶加十份白糖)招待各国宾客,在鸡尾酒会式的招待会上,用甜茶代替各种酒类来招待客人是常事,按照摩洛哥风俗,主宾在用餐之后,照例还要饮茶三道,着实已经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让人几平无法想象,这里曾经是热衷酒类与咖啡的国度。